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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人物,北洋系统的领袖。
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并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为淮军重要将领,为其家族成员如袁世凯等人进入仕途打下良好的人脉基础。
袁世凯于清季投身行伍,襄赞洋务运动及新政,自道员、督抚累升,至入值军机,甚至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清末头号权臣。在袁世凯的襄助下, “中华民国”成立。袁氏当选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甚至于1916年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自立中华帝国皇帝,但终归失败。
袁世凯于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官宦家族。父祖多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他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又是淮军重要将领,他出生的那天,从叔祖父袁甲三正好寄信至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他的父亲因此将他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的辈号“保世克家 企文绍武”,给他命名“世凯”。
父袁保中乃地方名绅。叔父袁保庆曾在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自幼过继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南京等地读书。保庆死后,复随甲三子、户部侍郎袁保恒至北京就读。1876年和1879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弃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高宗李熙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朝鲜“事大党”与大院君有隙,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征朝鲜半岛。清军将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当年23岁年纪轻轻的袁世凯,则以“通商大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
1884年朝鲜半岛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为“事大党”及闵妃所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1885年,袁世凯被封为清朝驻朝鲜大臣,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海陆皆败,袁世凯随军撤退天津。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大学士李鸿章乃于1895年举荐袁氏负责督练新军。
袁世凯自1895年开始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练兵起家,渐为清廷所倚重。这股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北洋新军),为清末陆军主力,民国初年的北洋系军阀亦多源自清末新军。
1898年戊戌政变前,光绪帝帝党人物曾寄望于袁的新军,谭嗣同即曾面劝袁世凯兵变,出兵慈禧太后所居之颐和园,控制燕京政局。但忠于慈禧太后的荣禄曾有恩于袁世凯,1896年4月,监察御史胡景桂以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弹劾袁世凯,荣禄当时视察新军,为新军军容所动,力保袁世凯,袁世凯才得以留任。于是袁世凯将谭嗣同的想法告诉给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失去朝廷政权并遭软禁。然而袁世凯当时的决定,对于戊戌维新的成败,是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至今仍有争议。因为以袁世凯当时掌握的新军战力,亦不足以对抗听命于荣禄驻扎于北京附近的众多部队。另外,对于袁世凯告密一事的真实情况亦有诸多疑点,《北京日报》刊文称,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倾向“维新” 并未主动告密。
在山东时期的袁世凯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斥教行为,引起欧洲各国不满,1897年11月德国借口巨野教案,武装侵占胶澳地区之后,引起连锁反映,俄、英、法等竞相效尤,纷纷争占租界地。再此期间,袁世凯先后向山东巡抚张汝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代理营务的徐世昌出谋划策,预筹战备。袁世凯提出的建议,促使清廷认识到山东局势的严重性。1899年5月1日,荣禄命令袁世凯和聂士成各率所部,开往山东境内演习。袁世凯此行的目的,公开宣布的是“藉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实则是遏制德军。
义和团兴起于山东后,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并间接或直接地支持义和团,毓贤尤为显著,既要防止德国等列强继续入侵,又要防止民教纠纷引起教案。外国入侵,引起人民反抗,进而引起教案,而教案又是列强进行扩张、发动战争的借口。对此毓贤无力驾驭局势,只能是“自己怕洋人而煽动百姓与人闹事。”这引起了列强对他的不满。1899年12月5日,美国公使康格径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撤换毓贤,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美国公使称:“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不点名的推荐袁世凯代替毓贤。这个意见也符合西太后和荣禄罢毓任袁的想法。12月6日,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1900年八国联军战祸爆发,山东省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
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成为疆臣之首,北洋之主。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除科举、督办新军、建立学校、奖设工商等,第一支中国新式警察队伍亦于天津成立。1903年袁世凯任朝廷中央练兵处会办,编练新军。
1907年丁未党争中军机大臣瞿鸿禨被罢免,林绍年请辞,因而袁世凯与张之洞替补调入中央,任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但同时也让袁世凯疏远军事,有明升暗降之嫌。1908年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摄政。摄政王载沣因为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更因为戊戌政变一事(他认为袁世凯出卖百日维新派,致使兄长光绪被慈禧太后软禁至死),对袁世凯非常痛恨,成为摄政王后立即解除袁所有差事;袁知时势不祥,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安阳。袁在此期间韬光养晦,暗地里仍关心政事,等待时机复出政治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凯抵燕京,16日组织新内阁。其成员是: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严修、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农工商大臣张謇、邮传部大臣杨士琦、理藩大臣达寿。并以胡惟德、乌珍、陈锦涛、杨度、田文烈、梁启超、谭学衡、熙彦、梁如浩、荣勋分任各部副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武装的力量,于是再用袁世凯,先任其为湖广总督,旋任其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党人与其谈判。而革命党人亦认为袁是能领导中国的有力领袖。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选出孙文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孙文就任。1月16日,袁世凯下朝的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侍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于难。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帅通电支持共和。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幼帝溥仪退位,清朝于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
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内阁代大总统对国会负责,使大总统成为空有其名而无实权的虚职。并规定大总统到南京就职,袁世凯随后给南京临时政府复电,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袁世凯的电报公布后,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孙中山接到电报后与临时参议院讨论,最后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结果参议院以二十票的压倒多数否决了孙中山定都南京的主张,但孙中山并未放弃自己的主张,在黄兴声称要率宪兵队进参议院把所有同盟会的议员们绑缚起来的威胁和老会员吴玉章等人的疏通下,临时参议院又重新投票,最终以十九票对十七票的结果通过了以南京作为临时政府地点的决议,并派以蔡元培为团长的专使团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不料2月29日发生北京兵变,袁借口兵变于3月10日于北京就职。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积极与列强交涉,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但第一届内阁就与总统闹独立,内阁总理唐绍仪不仅于国务院内特设国务会议,而且在执行袁世凯所制定的政策时,更多地不是考虑整个国家利益,而是考虑与同盟会的向背。同时《临时约法》对大总统的约束太多,使政府的政策往往难以有效地贯彻执行,令袁世凯非常苦恼,他在一份文件中这样写到:
1913年2月,中国历史上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却在上海遇刺身亡,革命元勋孙文、黄兴等均指袁氏授意暗杀,袁世凯则予否认(有人认为“宋案”为孙文派人暗杀)。宋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在租界内的西捕房内安然无恙,刚转到中国方面的监狱,还没来得及仔细审讯,就“自杀”了。接着,1914年2月前总理赵秉钧出任直隶总督兼民政长,到任9天即被毒死在总督衙门。当时依靠法律解决的路径并未走完,各界也纷纷呼吁依循法律解决。但提倡“五权宪法”的孙中山却越过司法途径,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党内反对派黄兴等人循法律解决的意见,坚持激进的武力讨伐,以造反的方式(史称二次革命)利用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对抗袁世凯,但遭到失败。
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出袁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0月14日,由国会编制的《天坛宪法草案》脱稿,草案相当多地扩大了总统的权限。然而,袁世凯对《天坛宪法草案》并不满意。他在《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中重申以前所提出的理由,要求国会扩大总统职权,以便总揽政务之统一。但国会将大总统的提案置于勿庸讨论之境地,国会无视《临时约法》规定的临时大总统向议会咨询的权力,并在此后再三拒绝听取袁世凯政府方面的陈述。
袁世凯的意见遭到国会的全部堵塞之后,他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公开陈述自己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争取国会外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各省军民长官在“条陈电复”中均附和袁世凯的意见,主张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及《天坛宪法草案》。
11月4日,袁世凯以“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致使国会法定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制定宪法的工作陷入停顿状态。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之后袁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对大总统的产生和任期都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中华民国”约法》使大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以英日同盟(协约国)为理由,强行派兵接收德国(同盟国)在山东胶州湾的租界地,以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带,中国政府无力阻止。
辛亥革命后期至民国初期,孙中山的民国临时政府为了从日本获取资金而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借款案规定汉冶萍公司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这一借款案的主谋正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日本的《二十一条》中的部分条款就是以孙中山的条件为底本。孙中山为筹措到打倒袁世凯的资金而与日本人签订的这个条款在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际,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与借款案有相同点的《二十一条》之要求,并逼迫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满洲及蒙古的权益,以及承诺聘用日本人为顾问。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将中国纳入成为其保护国。美国政府闻讯虽对日本提出抗议,但日方并没有收回其主要要求。
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世凯政府与日方谈判20多次。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对日本的要求有所抵制。北洋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拖延并向社会各界透漏日本之无理要求,以期国际社会干涉和国内民众舆论讨伐日本,国内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做了些小让步。5月1日中国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日本政府删削了第五号要求。但此时的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5月6日,袁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至5月9日(史称五九国耻),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胁迫之下,袁世凯及其北洋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第一至第四号,此外删除两条,共一十二条(《二十一条》中第五号第一款: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之顾问。此一条袁世凯未直接同意,后由北洋段祺瑞执政时通过。),最后,在5月25日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通告此事并告知不得不接受的原因,他说:
近年来一些新的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袁世凯政府还有另一重压力,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
日置益的话让袁世凯感到了压力,袁世凯政府方面因此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二次革命之后,孙文被通缉,逃亡至日本。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现在存有一份孙文与日本签订的《中日盟约》,不过也有人对《中日盟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按照《中日盟约》,若日本人出钱或武器,帮助他重新在大陆夺权的话,孙中山就把满洲割让给日本。日本以“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袁世凯政府与日本周旋,拼命外交之时,流亡海外的黄兴等人都顾全大局,力主暂停反袁活动,一致对外;孙中山却秘密与日本人暗中联系,甘心接受比“二十一条”更为苛刻之条款,以换取日本的支持。
1915年夏季的北京,政局依然动荡不定,《二十一条》交涉刚刚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类的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8月3日,由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袁世凯安排的美籍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发表的《共和与君主论》称:“......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8月14日,被称为“十三太保”的杨度和孙毓筠等人以“学理讨论”为理由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并发表各种支持实行君主立宪的文章。8月23日成立后的”筹安会“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进京商讨国体事宜,各文武官吏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许多北洋军阀的首领也表示衷心。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亦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帝国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氛围。
总之,以各种目的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团体或个人愈来愈多,诸如意在封公封候的清廷旧官僚、意在促袁失败以便复辟的满清亲臣、意在陷袁于不义使黎元洪能够继任大总统的黎之党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的日英俄三国,等等......
9月1日,代行立法院权限的参政院举行开幕典礼,支持帝制的人组成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掀起了请愿实行君主的风潮。袁世凯于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梁士诒于是在19日又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取代筹安会,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开会议决并咨请政府,后定于11月20日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依据参政院起草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全国选出的国民代表1993人于12月11日上午9时就国体变更进行投票,结果国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批准了君主制。蔡东藩的《民国史演义》,有如下的描述:
中华帝国国旗当日,各省代表假民意第一次请求袁世凯就任中华帝国皇帝,袁以无德无能婉拒;但在第二天(即12月12日),他却同意了代表们的第二次请求。就这样,袁世凯接受了第二次推戴书,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拟定《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随后准备登基称帝,并改年号,来年“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总统府改为新华宫。
袁氏称帝之举受到大部份北洋军人反对,包括袁氏心腹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段祺瑞致电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实已无以为继。
蔡锷在艺妓小凤仙协助下秘密逃出北京,联同云南的军人于云南组织护国军,于1915年12月25日起兵讨袁。接着,各省接连宣布独立,随着帝制遭到广泛反对而失败,袁氏尽失人心,只得于1916年3月22日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撤销帝制的文告宣布取消帝制帝号,称帝仅83天。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
取消帝制帝号之余,袁氏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欲续任大总统亦不可得,在重大打击及膀胱结石交煎之下,于6月6日还未及宣布卸下大总统职务而病故。北洋政府根据其“葬吾洹上”的遗愿,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赶赴河南安阳,“慎选堪舆,勘定吉壤”,“绘具详图”,“招商筑墓”。工程持续近两年,耗资70余万银元,建成后的墓园称“袁林”,位于洹水北岸,占地近140亩。
受政党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近代中国史对于袁世凯的历史评价一般以负面居多,而其主要的正面功绩是在清朝时期。关于他的负面评价是否公允近年来也遭人质疑。
袁世凯艺权均通,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实为清朝一务实干练的能臣,黄兴曾致书袁世凯,视袁世凯为“中国之华盛顿”,他这样写道:“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1903年起,他开始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日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至接掌北洋,裁撤旧军改编警察,令中国军警分离。袁在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率清朝军队击退日军,瓦解了朝鲜亲日派和日军颠覆朝鲜政权的图谋。之后,在袁任清朝驻朝鲜大臣的期间,他尽一切可能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成为朝鲜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全面掌握了朝鲜的商业、外交事务和内政。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在山东的袁世凯同李鸿章和张之洞一道反对朝廷对于义和团的支持、也反对朝廷对外国的宣战,并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镇压拳民,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虽然这一政策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具有反动性,但是也正是这一政策使得整个东南地区避免了义和团运动带来的社会混乱与外国的入侵。
经济方面,袁世凯积极发展实业经济,1905年,他出面筹钱,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的发展。袁世凯在遭谴归隐之后还说出“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话语。袁世凯对中国的工业化,有着很大的贡献。在袁世凯几年的治理后,中央财政也有了很大的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
教育方面,袁世凯废除了在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袁世凯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他反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
在称帝之前,他对中国民主进程的推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袁世凯晚清时期高举“立宪”的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后,在他的襄助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才得以成立。
有人指他是暗杀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的元凶,但实际元凶可能另有其人,近年来,海外学者对这桩公案提出不少新证,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后来袁氏洪宪登基,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甚至连心腹的北洋军人都不例外,至此袁氏之威望彻底破产。称帝之举堪称袁氏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错误,但当时有一部分社会精英认为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而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并不矛盾,没有皇帝的国家未必就能实行民主。
1915年袁世凯在日本外交压力下,接受了形同干涉并垄断中国内政的《二十一条》要求中部分条款,被称为国耻,为其政绩蒙上巨大的污点。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在东亚地区因欧战爆发而陷入国际权力真空之际,面对日本一国独强的巨大压力,袁世凯及北洋政府对于抵抗日方《二十一条》要求,实已尽最大之努力,再加上《二十一条》的相关条款与孙中山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有关联,因此以此深究实在有欠公允。
有人认为,袁氏是一个投机份子。在光绪帝委以大任时,他却投靠慈禧太后后党。到宣统帝继位后,被摄政王强迫退休的他,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强迫摄政王退位,掌握清廷大权,本应平定革命的他,反来为自己的利益,支持革命迫清廷皇帝退位,而得任民国总统。这完全没有立场可言,仅仅是选有利益的一方投靠之投机分子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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